前几天，知名学者公然在央视上站队“周原才是宗周”这种毫无证据就推翻传统公论的说法，也是把我惊着了。“宗”本来就是西安在上古时期使用了一多千年的地名。有些考古出身的专家，既想用文物推翻文献，又想给无名之文物套上文献里的名字，经常就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

西周有三都，周，宗周，成周。考古上看，周原遗址最完整，规模最大，出土和内涵最丰富。但因为周原在地级市下辖县的边界上，条件在那放着。哪个考古成果更丰富，不是看看地图就能明白的事吗？

丰镐考古还是因为丰镐遗址是从上古流传至今的遗迹，所以位置确定。但秦代成为上林苑和阿房宫建设的一部分，被秦始皇先毁一番。汉代被汉武帝在上林苑凿昆明池，又毁一番。一直唐朝，这里都常是国家首都近郊。宋代以后，也从来没失了省会。西安至今人口规模前十...这地方还能考古就算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其实成周遗址更惨，具体位置不定，被城市叠压根本就没法发掘，连考古工作队都没成立。

因此我真的很服了所谓的【考到的最多】就是【存在过的最多】这种理论，不过考古粉似乎都多少有这种倾向。假如给丰镐遗址这些动辄横竖几公里的村子住宅区都给拆迁了，拆得剩周原那么干净，它考古进度肯定爆发式增长，关键拆不动不是麽...就镐京遗址旁边那个太平遗址，是夏代关中最大的遗址，2020才开挖。守着丰镐这片考古重地，要不是挖下边那个湖，始终都发现不了还有个夏代的大遗址。所以丰镐遗址被这片巨型城中村叠压，想想就知道考古多不尽如人意了。

谁是主都谁是辅都，看历史传统说法肯定是丰镐。考古上丰镐就是条件不好，成果有限，这个问题暂时就不是台面上的问题。

但我还是想说，宗周就不是什么“诸侯宗之”的意思。“宗”本身就是西安的地名，这一点周原考古队长王占奎也是认同的（《成周、成■、王城杂谈——兼论宗周之得名》）。别自己遗址最大，听着宗周这名字又好听，就觉得最大的遗址才应该配最好听的名字，然后冲上去抢名字。你得先搞清名字是怎么来的，否则最后会搞得贻笑大方。

先说西周三都的名字：

黄帝时期，就有郮国。这个时候岐山有可能不叫岐山，而是《山海经》里的“不周山”。

这山名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因此周地的名称，可能是源于不周山之“周”。后来不周山改称岐山。

后来商朝时，周地的周侯是妘姓周氏，与殷商发生长期战争。这与商朝在岐山之阳经营的一个商文化地方类型的京当型商文化覆灭或许有关。京当型商文化可能为妘周所灭。于是姬姓豳侯古公亶父趁此周原混乱之时，让三儿子季历联姻殷商，娶了殷商女太壬，并立季历为继承人。在殷商的支持下，姬姓豳侯入主周地，建立了姬周。

商周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过歧邑，甚至连岐字都没有出现过。周原的都城，始终就叫“周”。

周邑跟随岐山之名，在文献中被称为邑，后来叫岐邑，很可能是东周开始的。因为东周时的“周”已经迁到洛阳一带。

其实周原遗址叫做“周”，是有出土文物自证的。扶风白家村的史墙盘铭文中有如下记载：

史墙盘在周原一带出土，铭文意思就是微氏家族纪念祖先所做，讲的就是周武王命令周公在周原的地势较低处给予微子家族住处。史墙盘出土地就是“周卑处”，即周原地势较低出。这里是文字自证了周原的歧周，就是“周”，而不是“宗周”。

周，其实就是周国，就是周邑。这里在黄帝到夏商时期，都是周国。所以堂堂正正的，货真价实的，本源的周国，有何必要再改名叫宗周？

有些考古界人士，不好好研究文献中地名或用词的演变，觉得“宗周”听起来更像是祖宗的意思，而周原遗址由于地处地级市下辖两县的最边界区域，因此考古难度小，保存完整度较好，考古发掘发现规模更大，因此就觉得“祖宗”周应该是周...

其实地名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历史学者早就有不少解释。“宗周”的“宗”甚至根本不是祖宗，宗庙的意思，而是西安一直以来的地名。宗是西安原本的地名这一点，连周原考古队长王占奎也持支持态度。

镐京在西周并不写作“镐”，而是“蒿”。

章炳麟、李学勤等近当代学者都曾考证，西周金文的中蒿字通郊字，比如：

镐字是后起字，本字是“蒿”。蒿又是郊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镐是丰邑的郊区，也就是郊京。

很多人拿东周后的“京”为京都之意来解释镐京，其实也不对。商周时期的“京”字就是高地的意思。镐是郊区。京是高地。西周金文中一直出现一个文献中没有的都邑地名，叫做蒡京。王玉哲、冯时等从语言学入手，得出蒡京的蒡即方即旁即房，旁音。蒡即《诗经》中“侵镐及方”的“方”，也即秦始皇的阿房宫的“房”。阿房宫的“阿”字，是“那里”的意思。阿房意味“房那个地方的宫殿”。西周金文中的蒡京上宫，对应也是秦汉上林苑。因此蒡京，即蒡那个地方的高地，简称为京。镐是丰邑郊区，与蒡京合称镐京。

所以今天人觉得镐京两个字都很高大上，那是因为镐京历史名气大了，把这两个字给带得高大上了。但实际上西周当时，这就是个临时的叫法，意思为（丰邑）郊区高地。丰邑是丰京的雅称、官称。镐京只是郊京，是俗称，暂称。

镐京正式的官称、雅称是什么呢？宗周。

韦昭注解《国语》时，把“宗周”的宗字解释为本宗。皇甫谧认为“诸侯宗之，是为宗周”。这些其实都错了，或者说，片面了。

宗周之所以叫做宗周，因为“宗”其实是个地名。西安这个地方，从尧舜到夏商到西周，地名一直叫做“宗”。

宗字的商周古体写法有两种。它们的上古音都念cóng。

西安这里在夏商时期就叫做有宗氏，宗国，宗邑。

不过后来，宗邑在终南山之北，于是人们又创造了后起字“崇”字通假“宗”字。

历代史料一直都记载丰邑就是在故崇国基础上兴建的。不过由于汉到北周的汉长安县南县界，比隋唐到清的唐长安县更偏北，刚好在丰京遗址那里分界。丰京遗址不属于汉长安县，而是汉户县。但后来长安县向东南迁徙，属于唐长安县，不再属于户县，所以汉魏时期的史料普遍把丰京记载到户县。

崇国就是宗国。一直到战国时期，还有出土竹简将崇国直接记作宗国。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汉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汉语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研究商周时期，文字复杂多变的形成期的地名，不借助训诂学工具来发现地名线索，可以说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缺失。毕竟，考古不直接研究语言的演变，但训诂学研究。地名就是语言发音的学问。

宗字通崇字。崇国就是宗国。周文王灭崇国后，在崇国修建丰邑。周武王又在丰邑郊区建立镐京。镐京只是临时叫法。周成王修建好东都并取名成周后，正式将镐京改名为宗周。从周成王以后，西周金文或甲骨文中，再没有出现过“蒿”这个城市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宗周”。

也就是说，周成王以前金文中没有宗周。周成王以后金文中没有蒿。因为它们就是一个地方。

不仅西安叫做宗邑或崇邑，就连西安南边的终南山，其实也可以通崇南山。

终南山是一个上古地名，《尚书》中选自《夏书》的《禹贡》中就已经出现了终南这个名字。而终通崇，其实终南山就是崇南山，只不过可能到了东周甚至西周时，人们可能就混淆了“宗”字之意，认为宗周只是在讲诸侯宗之，而忘了“宗”本身就是这个周都的当地地名。

连讲“诸侯宗之”的皇甫谧其实也搞乱了这里：

皇甫谧只考证到尧舜到夏商到东周，西安这里都有崇国，却没有意识到，崇国的先秦写法叫做“宗国”，宗周实际上就是宗这个地方的周都，宗周首先是当地的地名，然后才是诸侯宗之。这顶多是一语双关，但首要意义是地名。

其实西安在远古时期叫做“宗”，如皇甫谧所言，在虞舜时就已经有这个名字，这个是有文字出土印证的迹象的。

宗字在商代有“单横”示的写法。其实一直到东周，双横示与单横都同时存在。

如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亳字甲骨文写法，只有“乇”一样，崇字是从宗字的后起字，宗字是从示字的后起字，最早的宗国的宗字写法，很可能是不加宝盖头，而是只有底下的示。但不一定是双横示，而有可能是单横的。

而这个字形，在西安斗门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笄与骨簇上就反复出现。花楼子遗址就是镐京遗址的核心区部分，地望符合丰邑郊区，宗国与宗邑所在。

客省庄二期文化是关中本土古文化类型，此前认为距今4000年左右。但今年即将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西安太平遗址，作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区的中心性聚邑遗址，将这一文化的测年时间后延至距今3700年左右。与夏代大部分时间重合。这个遗址的起始时间为距今4150年左右，大致对应尧舜时期。它有紧邻镐京遗址，与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只有几里之遥。因此，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笄与骨簇上反复出现的字刻符，可以认为与太平遗址关系非常密切。

综上，太平遗址很可能就是虞夏古宗国遗址。

虞夏的宗国之所以叫宗国，或者可以叫崇国，可能就是宗字的字义源头之一。因为崇国曾是大禹父亲，崇伯鲧的封地。大禹建立夏朝之前也曾身为崇伯禹。

说来也很巧，三皇五帝中，被传为丰邑的户县一带，压根儿没有什么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传说，偏偏有关于很多大禹的传说遗迹，甚至也有关于大禹父亲鲧的传说地点，比如三过村，禹王庙，崇济大王殿，崇氏拜祖，鲧父骆明古骆国等等...甚至户县本身就是被《淮南子》记载为大禹庶子有扈氏的封国，扈国。

因此，文献中有记载虞夏崇国在丰镐。考古上发现丰镐旁边有一座虞夏时期的大型中心聚邑遗址。考古上在附近还发现疑似崇字字源的宗字字符（）。出土战国竹简中也直接将崇国记作宗国。训诂学中西安的几个先秦古地名，崇国、终南山，包括城市名包括山名，都可训为宗字。西周的城市名宗周，更是取宗与周二字合称。这些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西安在先秦叫宗可能叫了几千了。但后来这个字因为有宗祖之意，因此才会被逐渐误读为崇。

为什么夏朝西安叫宗国？因为鲧禹之崇国，在这里。这里确是最早的宗亲之国。

为什么商朝西安还叫宗国？因为商朝的宗国，也就是崇国，按刘士莪、李学勤等专家的推论，很可能在西安东部的老牛坡遗址。老牛坡遗址在考古学文化性质上被判定为早商首都二里岗文化类型几乎是一致的，是二里岗类型在几百公里外的一块飞地，可以合理推测是早期商天子的直系子孙的封地。因此商朝的崇国，也是宗亲国家，为商朝直接控制，叫宗国并不为过。它们都是宗国，或崇国，统治有崇氏部族，但同氏不同姓，是改朝换代后更替的不同统治家族。正如姬周代替了妘周统治周国一样。同氏不同姓在上古是经常发生的。部族由于很难整体迁徙，一般即使迁徙也都还会在一个距离不会太远的地方，所以也可以理解这个“氏”就是地名。西安在上古的虞夏商，都是有宗氏部族生活的地方。

商代的宗国最后一任国君叫宗侯虎，被周文王所灭。

到了西周，这里更是直接叫做宗周，周是国号，地名则依然叫做宗。

到了东周，宗周虽然覆灭，但老牛坡遗址东边的秦晋两国势力范围拉锯地带，仍然又出现一个崇国，当为有崇氏部族在东周复立的崇国。但只是一个小国，属于秦国的附庸，被晋国所灭，最终应融入了战国秦国。

因此，什么诸侯宗之，什么宗为本宗，都只是一语双关的次要定名考量，最大的原因是宗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宗国所在。后世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简文到帛书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汉字才最终定型，这个过程中，崇国与宗周的意思被完全曲解了。其实宗国就是崇国，宗周就是崇周。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说宝鸡这个原汁原味的周国是宗周是多么荒唐可笑的观点了。

西安就算没有周人过来建都，它也叫宗啊。恰恰是周人过来建都，取名宗周，才搞得周代以后的人忽略了西安本来就叫“宗”的事实，以为是周代刻意给西安的尊称呢。实际上出土竹简就把崇国写作宗国。周国的周伯昌灭了宗国的宗侯虎，于是让儿子在宗邑兴建了一座都城，最终定名为宗周。多清楚一个事实，成了周伯昌灭宗侯虎然后把周邑改叫宗周邑，可笑不可笑。

其实不止在宗周的名字上，连成周的名字上，不识远古文字的东周以后的古人，以及现在对历史线索没有深入分析，单纯喜欢无名之物的考古界多数人士，也可能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用想当然的高大上起名法去思考成周的命名原因。

周克商时，就已经有成?，也就是成师，即驻在“成”的王师。可见成本就是一个地名。

考古现在发现的夏桀的首都应是二里头遗址，则《吕氏春秋》中与有夏临近的“郕”，就在二里头遗址附近，也就是后来成周城。这个“郕”可能也是成周所选用的地名。

因此，成周的“成”很可能也是此前就有的当地地名，后来被一语双关所使用，并不纯粹是因为“王末有成命”，或者《公羊传》中：“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正如京师本为驻扎在京的部队，被《公羊传》解读成“天子之所居”一样，《公羊传》经常把一些原本只是平常的命名方法，解读出大义...仔细看历史，古人也经常歪曲更古的古人。

其实选用“成”字，而不是“郕”或者其他的通假字，是因为“成”字古字本就从“戊”。

这个字形本身带有“居中”的意味。符合成周四土之中的定位。

【这部分内容来源自《成周、成■、王城杂谈——兼论宗周之得名》，论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包括为什么郕更可能在洛阳，成?的时代等。】

当下出土的青铜器，虽然没有单件铭文可以对举“周”和“宗周”的。但同一作器者所作同组青铜器，却有明确的对举：

大小盂鼎对举了周与宗周。这是两个城市。

克组铜器则对举了周、宗周与成周。周邑是周。镐京是宗周。洛新邑是成周。本身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学者非要搞个大新闻。搞大新闻，就像硬填一个坑却挖了更多的坑，逮住一个传统说法想要推翻的时候，其实造成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从距离上推测宗周与周，与成周在位置上的远近。数字和数据一般不会骗我们：

第一个“宗周”与“成周”之间的行程距离案例：

正月戊午到二月癸卯，周王从宗周到成周，走了46天。宗周与成周距离很远。

第二个“某都”与“成周”之间的行程距离案例：

这里是说周公的儿子明保接受周王任命，去成周任职。他从八月丁亥走到十月癸未，最终到达成周。他的行程却足足有57天，多出了11天的行程，远超出周王从宗周到成周的46天。按说他的车驾人事规模应该小于周王銮驾，行进速度至少不应该低于周王。

这里并没有说明，他是在歧周还是丰镐接受的任命，到底是从西安还是宝鸡出发。根据他的行程天数推测，周公儿子明保这次赴成周上任，应该是在一个距离成周比宗周更远的都城接受王命，在距离成周更远的地方出发。

周成王时期三个都城遗址（蒡京临近宗周算作一起），周原位于丰镐西边90km处，丰镐位于洛阳西边350km处。在确认宗周是谁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宗周是镐京，那么离镐京更远的那个都城就是岐周，把行程里程与天数数据套进去反证一下，看看得出速度数据，合不合正常速度。

歧周经渭北去成周，约430km，共57天。丰镐经渭南去成周，约350km，共46天。

7.60与7.54的差值范围很小。从反推的行程速度上来讲，两组数据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见，这两个行程案例，作为西周时期特定工具和交通条件下，行进的固定常速偏差范围小，反推速度数据基本保持常量，非常吻合，没有问题。

对应到两个时间案例，宗周到成周46天，周到成周57天。如果反过来，假设宗周是岐周，那么明保的出发地，比46天多出来的11天，应该在一个比周原更偏西的位置。周成王时期，比没有更偏西的都城了。而且岐周偏西的平原地带显然不会存在一个与岐周有11天行程的位置，能够达到11天行程的地点，大部分都是高海拔山区。而册命东都执政长官这么大的事情，是在都城颁行的大事，显然也不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

而且明保在出发前，此事还被“告于周公宫”。明保是周公旦的儿子。周公旦谥号是周文公，封地在“周”所以称周公。周就在周原。周公临死希望把他葬在成周，但周成王没有答应，还是把他葬在了毕。毕是周武王陵墓所在。周武王崩于镐京，被运埋到了歧周。考古证明咸阳原的周陵实际是战国秦王陵，毕不是咸阳的毕原，而应该在周原一带。2005年，岐山周公庙发现了诸侯级凤凰山遗址西周大墓，都是四墓道亚字形，不是周王就是周公。而且当地还发现多个新邑文字，对应周文王的陪都程邑新邑。西周王室家族墓地是在岐山，毕就在岐山附近，那么周公宫应当也在岐山一带。“告于周公宫”，那么明保和相关官员就是在岐周告慰父亲之后，从岐周出发的。他也应是在歧周获得了任命，而不是宗周。行程天数和速度数据就能对上。

宗周与成周的行程时间是确定的46天。反推可知，只有宗周是镐京或丰京，才能完美解释和对应这两组数据。

在这两个行程案例印证下，加上历代权威文献都记载宗周是镐京，三都方位就很明了：

镐京是【宗周】，洛邑是【成周】，岐邑是【周】。

其实说起来，周旁边还有程。镐京旁边还有丰、蒡、犬丘。成周旁边还有郏鄏。它们也不都只是一座城，而是三片都邑圈。

西周的问题，光看考古不行，光看文献也不行，一定要辩证看。因为文献里边明显搞错混淆了很多名称概念。只看考古不看文献，对着无名之物无法理顺史事和关系。只看文献不看考古，被文献带错都不知道。

所以西周的问题是最复杂的，传世说法一堆错。不像夏商和远古，它没多少记载，没有多少出土文字，就看考古，不需要纠结它们叫什么。秦汉以后的考古，基本上和文献都对的上。就周代尤其西周，文献里一堆错乱的东西，专家一旦脱离它细分的研究领域而去宏观总结这段历史，也难免犯糊涂。

文献从来没有提过周原是宗周。如果觉得周原才是宗周，没关系，用现代的新观点推翻文献嘛。但给出证据，引用出处，说清楚为什么认为周原是宗周，而不是明明自己才是想要搞个大新闻翻案的一方，又拿不出材料和证据，然后倒打一耙说被史料记载了两千多年的镐京是抢宗周...关键就没有文献记载周原是宗周，抢的哪里的说法？抢个别学者的主观猜测？

该专家在央视节目的原话是：“根据青铜器铭文所体现的，就是经常记“王在周”，大部分时间“王在周”，周是何地呢，就是周原遗址。《诗经》里有一句话叫“赫赫宗周，万邦之方”，有学者就认为，这个赫赫宗周的宗周，就是周原遗址，我也基本同意这个观点。”

他一边说周原是周，一边说周原是宗周...合着金文里三座出现最多的都城，周，宗周，成周，周原一下就要加身两个？

他说《诗经》里有一句“赫赫宗周，万邦之方”，可实际上这是两首诗拼起来的。赫赫宗周的真正出处是“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另一句是“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他提及周原是宗周时，也不敢直接下定论，甚至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引用史料或考古证据直接印证这个观点，于是说“有学者就认为”，那就是说只有有一个人这样认为，他都可以这么去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专家在一个这样的科普节目中总是带着明显的诱导性在讲自己的观点。

以前认为镐京考古不是很尽如人意，是因为都城项缺失太多。比如城墙，比如王陵，但镐京遗址历代都有叠压，现在还有不知道多少建筑遗址和珍贵文物，有六七成的面积埋在下图那些村民家的宅基地下边。尽管条件限制如此，镐京考古也有很多重要发现，如西安镐京五号基址2890㎡，残高5m，墙体较周原厚20cm，这个面积和夯土体量是迄今发现的全国西周建筑之最。近几年的成果也比较集中，如在第四区块发现了铸铜、制陶（瓦）、制骨作坊等遗址，还有前年发布的1800㎡的西周十四号建筑宗庙遗址和太牢级祭祀坑。其他井叔墓，以及包括279字铭文的多友鼎在内的青铜窖藏什么就不说了。但很多为黑西安而黑西安的人对此视若无睹，整天当复读机重复什么丰镐遗址几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现这种谎言。黑子们难道天真以为丰镐什么都没发现，就能以都城之名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是看不起当今考古界那么多专业评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