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指金属器上刻、铸的文字，其中绝大部分是青铜器上的文字。

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是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上文字很少，商代后期字数渐多，有多至40余字者。由于文字是铸造出来的，笔画显得圆浑、敦实，但不同器皿铭文风格各异。

商代金文代表作品有:

《小子?卣》，商代晚期，盖铭文3字，器铭文4行44字。各自连接紧密，有的甚至插入另一字的内部空间中；各字侧边用各种方法对齐，造成了特别的连续感；结体大小相差悬殊。行间宽阔，字间紧密，对比强烈。

《四祀邲其卣》，憨厚质朴，外形随结构而自由变化，几乎一字一面貌；各字只是朴素地摆放，处理各字之间的关系时似乎毫不经意，但客观上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系；行距比字距更小，而且互相之间有穿插，但是各行行气俨然。毫不经意与端正紧密结合的极好。

《戌嗣子鼎》，在单字联系紧密上保持了商代金文一贯的风格，部分笔画粗重，似乎是另加修描。

西周金文中粗肥的笔画渐渐消失，大小随意的字结构渐渐变得整齐起来；除竖行继续保持外，横列逐渐成形，行列规整逐渐成为基本的排列模式。

西周金文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是整齐端正，如墙盘；一是雄放奔逸，如散盘。两者首先是字结构的区别，前者笔画平直，结构端正，排列整齐；后者字结构根据笔画疏密和走向而自由处置，单字外形富于变化，排列亦错综偏侧，姿态横生。前者笔画多直线，而后者少有平直的笔画。

当然也有兼具两方面特点的作品，或结构横放恣肆而排列整齐，或章法错落有致而结构横平竖直。

《何尊》，西周早期，字结构敦厚方整，但排列似乎漫不经心，章法密实，别有意趣。

《痰钟》，西周中期，这时已经形成排列整齐的风格。与《大克鼎》铭文参看则更清楚，《大克鼎》铭文右侧方格清晰，但左边却已经看不到格子，这是出于铸造上的原因。

《启尊》，西周中期，字数虽不多，但很有特点:各字关系紧密，字内空间与行间空间有分有合，节奏变化丰富；横向笔画统一中有极微妙的变化。

《虢季子白盘》，西周中后期，字结构匀称妥帖，但在规整的行列中却保持了每一字外廓的自由变化，字距、行距疏朗开阔。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与其关系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各侯国文字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主要有秦系、楚系、晋系和齐系等。

《王子申盏盂》，楚系文字奇诡，常常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此铭文看似整齐，但深处却隐伏着扭曲、动荡的潜流。参看西周末年的《楚公钟》，字型随结构而带有大变化，而字结构的连接处，只要抓住一个动机，便尽可能进行夸张。

《公孙窯（yao）壶》，齐，刻制的线条貌似率意而准确挺拔，结构匀称、舒展，清劲灵动。

《栾书缶》，晋，铭文错金镶嵌，精美华丽。压缩部分平行笔画，造成内部空间强烈的对比，这种调整空间节奏的方法，成为后世篆书中一个常用的手法。

《曾姬无?壶》，曾，各字处理成大小接近的长方形，使作品有了一种整齐的感觉，后来的小篆与此关系密切。

《鄂君启节》，楚，此为楚怀王时发给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形似剖开的竹片。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中山王響方壶》，中山，结构修长，笔画亦细劲飘逸，风格鲜明，富有装饰意味。

从商代至战国，是中国书法史上铸造文字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刻制文字的第一阶段。它奠定了书法中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特殊线条的审美趣味、神秘感、内部空间的均匀分布原则、根据结构的繁复程度而处理外形的原则、行间与字间空间的灵活处置等。

这一时期文字的结构没有严格的规定，这不论给当时的书写者还是给今天的临习者，都带来了自由。后人临写时，长短、歪斜、方圆，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而不至于影响作品的完整性。这是早期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它给利用古文字的书法家，以他种字体所没有的方便。

金文大多铸造而成，再经过拓制，线条具有特殊的质感，浑厚而拙朴。后人所谓"金石味"，金文即为主要来源之一。此外，铸刻线条与书写线条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件金文作品并未在书写上给出具体的范式，后人临写时，必须在笔法上作出自己的设计，于是不同的人去临摹同一件金文作品，会出现迥然不同的风格。这为人们的想象力留出了施展的空间。

在以后的时代，人们不断回到这些铸刻文字，吸取灵感。间隔越久远，神秘感越浓郁，给后人想象的空间越宽阔。

先秦时期还有少量石刻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这些石刻文字与同时的金文风格和非常相近。石鼓文属于晚期的秦系文字，作品书写熟练，线条均匀、平直，字结构端正而匀称，排列整齐。它与日后秦代创制的小篆只有一步之遥。